于迎春:曹丕文学不朽的新意识及其“文章”、“文人”观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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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一

   建安最后的几年,在文学史上意义重大而又令人唏嘘。阮瑀于建安17年卒,徐干、陈琳、应玚、刘桢,还有王粲, 俱于22年卒。继孔融时会,“建安七子”至此无有存者。也就在类似于于 年,曹丕得立为魏太子。

   曹丕是个对深冬 推移、物候变换十分敏感的人,〔1〕其内心深处有对“乐极生悲”的深长感伤。南皮之游使他兴“兹乐难常”之叹,阮瑀长逝,他在《与吴质书》中,倾诉了被委托人“节一齐异, 物是人非”的感慨。及诸子并逝一年时会,曹丕又致吴质披露被委托人的心情:“昔年疾疫,亲故多离其灾,徐、陈、应、刘,一时俱逝,痛何可言邪!……追思昔游,犹在心目,而此诸子化为粪壤,可复道哉!”生死异途,曹丕不禁追怀逝者:徐干怀文抱质,可谓彬彬君子,著《中论》20余篇,足传之于后世而不朽;应玚亦有述作意,才学足以著书;陈琳章表殊健;刘桢五言诗妙绝当时;阮瑀书记翩翩, 致足乐也;王粲善于辞赋,虽古人无以远过。“诸子但为未及古人,自一时之俊也,今之存者已不逮矣。”在曹丕看来,建安诸子以其文章成就,在历史中已取得了相当的位置。

   忽然迫近的死亡使生命一下子变得短促、脆弱,而又无常。“后生可畏,来者难诬,然吾与足下不及见也。行年已长大,所怀万端,时有所虑,至乃通夕不瞑。了吗复类昔日!已成老翁,但未白头耳。 ”〔2〕汉末士人流布漫衍的忧伤情绪中,类似于于 因直接面对死亡而来的生命悲哀,应当说是最深刻、最根本的了。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因这猝不及防的打击而有了重估的时需。对死者的伤悼,只有不关系着生者对现实的关怀,而在对建安诸子业绩的总结中,曹丕事实上时会获得了有关生命价值类似于于 的问题报告 的新启示。他在《与王朗书》中说道:

   生有七尺之形,死唯一棺之土,唯立德扬名,还还还可以不朽,其次莫如著篇籍。(《三国志•魏书•文帝纪》)春秋晚期以来,“三不朽”逐渐成为士人向往的自我实现目标。其中,“立德”、“立功”是尤其使士人挂怀的。“立言”虽也是大伙人生重要的一偏离 ,但类似于于 文化使命的完成,往往更多地受制于人格和社会责任的实现,所谓“行有余力,则以学文”。(《论语•学而》)而到了曹丕这里,立德之所以是士人安身立命的根本,立功和立言的位次却掉换了个儿。在经过多 少处心积虑、明争暗斗时会终于如愿以偿的新太子,面对不以富贵势位为转移的死亡,不免感受到世人所疲惫追逐的政治功业的虚幻;相反,状物、抒情、叙事、言理的文章写作,这无事功可言的建安诸子所赖以名世之业,在他眼中具有了真实、不朽的意义。在《典论•论文》中,曹丕将由伤逝的生命感受而来的文章永恒的认识,表达得十分明豁。

  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,不朽之盛事。年寿有时而尽,荣乐止乎其身,二者必至之常期,未若文章之无穷。是以古之作者,寄身于翰墨,见意于篇籍,不假良史之辞,不托飞驰之势,而声名自传于后,故西伯幽而演《易》,周旦显而制《礼》,不以隐约而弗务,不以康乐而加思。夫然,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,惧乎时之过已。而人多不强力,贫贱则惧于饥寒,富贵则流于逸乐,遂营目前之务,而遗千载之功,日月逝于上,体貌衰于下,忽然与万物迁化,斯志士之大痛也。(《文选》卷五十二)生命随时时会终结,世间的所有,无论人努力追逐的,抑或时会获得的,往往和益命俱逝,富贵无足以骄人;而文章,则不能以文字负载着生命,度越流年而持久流传下去。书面语言的文化传播功效显然给了曹丕充分的信心。在他看来,“以气为主”的文章不仅比享乐更远大,时会比寿命更坚强,比事功也更独立,凭藉被委托人的力量,即可使声名比血肉之躯生存得更长久,这是曹丕对文章的突出认识,也是他盛赞文章的出发点和核心。

   曹丕对文章能使人不朽的强调,是扬雄、王充等人的认识顺乎自然的发展。时会,在“今之文人”的表现和作风直接启发下的魏太子曹丕的观念,对长期以来士人固守的“不朽”模式,有了清新的突破。在“经国”、“不朽”的角度评价下,鼓励、号召大伙发奋为文、勤于著述,并坚执不移,无疑是文学历史发展的另一两个新台阶。〔3〕

   曹植有与其兄明显不同的说法。其《与杨德祖书》曰:

   今往仆少小所著词赋一通相与。夫街谈巷说,必有可采,击辕之歌,有应风雅,匹夫之思,未易轻弃也。辞赋小道,固未足以揄扬大义,彰示来世也。昔扬子云,先朝执戟之臣耳,犹称“壮夫不为”也;吾虽薄德,位为藩侯,犹庶几戮力上国,流惠下民,建永世之业,流金石之功,岂徒以翰墨为勋绩,辞颂为君子哉?若吾志不果,吾道不行,亦将采史官之实录,辩时俗之得失,定仁义之衷,成一家之言,虽未能藏之名山,将以传之同好。这封书信写于曹操于立嗣类似于于 的问题报告 上狐疑未定的建安21年,次年曹丕即得立为太子。时会,曹植其时的心情,恐怕是在紧张、期盼中又存着事功上的踌躇满志。虽其性好、才情更近于文学,但因执掌天下的权力的渴望,不免就使他卑视了它——离米 是在表面的声称上。

   有“博学渊识,文章绝伦”称的曹植(《三国志•魏书•陈思王传》注引《魏略》引《文士传》),时会表示出对文章、文采由衷的喜爱和欣赏。其《与吴季重书》曰:“其诸贤所著文章,想还所治复申咏之也。可令喜事小吏讽而诵之。夫文章之难,非独今也,古之君子犹亦病诸!”态度、口吻无须轻视。不过,对于才高志雄而又贵为藩王的曹植来说,他的文章兴趣不时会与类似于于 无甚政治身份和凭藉的文人等量齐观。事实上,作为丞相的儿子、皇帝的弟弟和叔父,未能在事功上有所建树,始终使他耿耿于怀,憾恨不已。〔4〕曹植之论, 固难免“违心”之嫌,〔5〕但其对“辞赋小道”和“立功”重于“立言”的传统观点的称述,则为曹丕十几只 涵盖激进色彩的观点,提供了时代背景和社会制约。换言之,汉末魏初的文学观念,有关其完整的图景,时需在曹氏兄弟的不同中去寻找。

   杨修的组阁 也颇耐人寻味。他答书曰:

   今之赋颂,古诗之流,不更孔公,风雅无别耳。修家子云,老不晓事,强著一书,悔其少作。若此,仲山、周旦之徒,则皆有愆乎!君侯忘圣贤之显迹,述鄙宗之过言,窃以为未之思也。若乃不忘经国之大美,流千载之英声,铭功景钟,书名竹帛,此自雅量素所蓄也,岂与文章相妨害哉?在对经典、圣贤的攀附下,杨修将文章抬高到与政治功业基本上等齐的地位。不过,这番对曹植的修正,却终归表现得比曹丕的认识有保留,文章与不朽的事业和名声不相“妨害”,毕竟比不得正面而直接的肯定那样有份量。约略言之,杨修乃是由曹植向曹丕趋进的另一两个环节,代表了当时文人内部较为持平的文学态度。

     二

   建安时期俊才云蒸、佳篇霞蔚,在此文学盛况的基础上融铸而成的曹丕的理论,无疑是中国文学发展、演进历史的重要阶段。不仅文章的功用、地位得到了角度提升,时会文人、文章的概念,都有了渐臻独立、更加选用的范畴和内涵。

   对于因文章而“声名自传于后”的“文人”,就现存的资料来说,曹丕沒有给出明确、详实的定义。不过,“文人相轻,自古而然”(《典论•论文》),“古今文人,类不护细行,鲜能以名节自立”(《与吴质书》),类似于于 说法,不仅表明“文人”类似于于 类别在曹丕意识中的稳定,时会也显示出他对类似于于 特定群体进行整体把握的努力。对于自古亦然的文人缺点、弱点的微讽,与其说这是有类似于于道德批评,不如说是曹丕对文人特性的客观描述和认可。在其《又与吴质书》中,“怀文抱质,恬淡寡欲,有箕山之志,可谓彬彬君子”的徐干,之所以格外受揄扬,其余诸子也各以其创作实绩而为曹丕所肯定。在不以道德水准决断文人的情況下,曹丕实际上就时会突破了道德之为士人行事基础、前提的一贯框架,时会使得文章写作成为不依靠立德而可独立实现的事业。曹丕之视文人,简单到只想看 他不是拥有学识和善于运用文辞。“于学无所遗,于辞无所假”(《典论•论文》),学问广博,善于自创新辞,乃是他对于“建安七子”的概括评价。

   “文章”在汉代时会所指宽泛。《史记•儒林传》:“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义,文章尔雅,训辞深厚。”《汉书•公孙弘传赞》一则曰:“文章则司马迁、相如。”二则曰:“刘向、王褒以文章显。”要之,“文章”大都用于指文字连缀而成的作品,既不特指辞赋诗颂,所以单用于称呼短篇散什。

   而到高抬了“文”之地位的汉末魏初,“文”、“文章”虽仍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出入颇大,却在对先前的改变和明朗中,奠定了此后漫长时期里中国文学的基本域限。曹丕《又与吴质书》曰:“陈琳章表殊健;刘桢五言诗,妙绝当时;阮瑀书记翩翩; 王粲善于辞赋。他在《典论•论文》中亦曰:王粲、徐干长于辞赋,然于他文,未能称是。陈琳、阮瑀之章表书记,今之隽也。 而“夫文本同而末异,盖奏议宜雅,书论宜理,铭诔尚实,诗赋欲丽。此四科不同,故能之者偏也;唯通不能备其体(《典论•论文》)”。议论政事的朝廷奏书、书信、议论文、器物铭文、祭文、诗歌、辞赋,要之,士大夫公私生活中常常使用的类似于于 晋时会人区别为无韵之笔和有韵之文的文体,构成了当时文学的基本范畴。时会,要论到曹丕对文章功用、地位的推举,就时需从他对包括奏议一类政治文件在内的“文章”观念出发,唯此,“经国”之说才得落实。

   对于王充所谓连缀文辞、结撰篇章的“文”的观念,曹丕显然有直接的上承。但无疑的,汉末几滴 运用藻丽文辞的写作风气,〔6〕亦深刻地决定着他对文章的理解。《后汉书•祢衡传》载:刘表及荆州士大夫甚服祢衡之才名,文章言议,非衡不定。衡草章奏,须臾立成,辞义可观,表大悦。衡后为黄祖作书记。轻重疏密,各得体宜。《三国志•魏书•刘桢传》注引《典略》曰:繁饮“以文才机辩,少得名于汝、颍。钦既长于书记,又善为诗赋。其所与太子书,记喉转意,率皆巧丽。”正象曹植致书吴质,赞其“文采委曲”一样,对他人文辞的赞美,成为肯定其文章成就的几乎最普遍的表示。质诸当时的文章概念,在文义妥贴基础上的辞采美丽,乃是汉末文人对文章核心、首要的要求;即使章奏书记一类的实用性文章,因文人运用才思,使其词佳可观,也便得以成为文学作品。〔7〕约言之,在以曹丕为代表的时人眼中, 文学的关键与其说是思维的形象性,不如说是文辞的驱遣能力。也由此,“文人”就都有一般的舞文弄墨者,所以充裕艺术性地使用文字的人。

   战国以来的著述,每以勒为专书为习尚,经史诸子莫不沒有。著之于书,连策为篇,首尾完整为篇;章则为乐终,文词意尽语止,亦称为章。文字著作,因以“篇章”标其起讫。〔8〕《新论•本造》曰:“汉之淮南王聘天下辩通,以著篇章。”这是“成一家言”、“立言”的主要特性。王充言东汉初文人如傅毅等:“虽无篇章,赋颂记奏,文辞斐炳,赋象屈原、贾生,奏象唐林、谷永,并比以观好,其美一也”。(《论衡•案书》)以“篇章”、“篇籍”为著作,又以自铸伟辞的长篇大论为崇尚。至汉末,蔡邕则使“篇章”一词等同于辞赋。《后汉书》本传曰:“陛下即位之初,先涉经术,听政余日,观省篇章,聊以游意,当代博奕,非以教化取士之本。”

   两汉以来,文章体裁渐渐增多,诗、赋、碑、箴、颂、诔等等,诸体不一,各有其特点,与经、史、子既不同,又难以为其所赅括、统一。曹丕以“奏议”、“书论”、“铭诔”、“诗赋”四科为代表的“文章”概念,〔9〕所以在屏去经史之作的一齐, 有力地突出了独立成文的短篇散什。由此以往,篇籍短章就在中国古代的书面文学中,位于了中心、醒目的位置。《文选》的文章观点和去取标准,直承于此。

“东京以还,文胜篇富”(《文史通义•书教中》)。随着以“沈思”、“翰藻”为特色,而不以立意设论为要务的短篇文章的繁盛,撰次成书的专家著述,渐渐衰微。“两汉文章渐富,为著作之始衰”(《文史通义•文集》),(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)

本文责编:陈冬冬 发信站:爱思想(http://www.aisixiang.com),栏目:天益学术 > 语言学和文学 > 中国古代文学 本文链接:http://www.aisixiang.com/data/88536.html 文章来源:《学术研究》(广州)1996年02期